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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疯女子”张平宜与麻风村

分类:名人励志故事 人气: 标签:张平宜

    在台湾,她是获得过大奖但不按常理出牌的“奇怪的记者”,而在麻风村,为了麻风病人子女的教育问题,她“像疯子一样作战”了十年。

    每个人的人生,都会直面厚重艰难的课题。是逃避,还是用力在生命的轨迹里添上厚重的一笔?

    台湾女记者张平宜选择了后者。张平宜曾是台湾新闻界最出色的记者之一,12年职业生涯中,以作品《台湾艾滋病防治经验》、《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》先后获得台湾地区新闻界最大的奖项“吴舜文新闻奖”和“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”。

    另—个世界

    1999年夏天之前,张平宜尚未意识到麻风村会与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紧密联系。

    当时,她是台湾《中国时报》的资深记者,工作稳定,家中有一栋4层楼的依山别墅,并配备佣人,开跑车,爱时髦,生活无忧。

    像一些同龄女性一样,随着小儿子的降生,她打算辞职当专职家庭主妇。在辞职前,她安排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——跟着国际救援组织到云南、四川一带的麻风村考察,当时她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叫大营盘的小村庄。

    从1959年开始,因为麻风病的蔓延,当地政府在大营盘建立了麻风康复村,对麻风病人实行隔离集中的治疗,张平宜到来的时候,这里已经遭受麻风病侵蚀半个多世纪。

    第一次从台湾深入到大陆偏远底层的农村,穷山恶水,生活条件极其恶劣。封闭隔绝的破败景象让她震惊。这些村子极为偏僻,利用自然地形与世隔绝,仍停滞在无水无电、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。无家可归的老残病人遭疾病侵袭,有人眼瞎、鼻残、五官严重扭曲变形,有人缺手断脚,只能在地上匍匐爬行,包伤口的布烂了,苍蝇在周围围绕,走过的地方都是血痕。

    “那里的孩子,他们没有一个穿着像样的衣服,很多人光着身子,身上脏得只能看到两颗眼珠子,眼神空洞,”初到大营盘时,张平宜很疑惑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孩子脸上都长满了一颗颗的痣?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——“天啊!那不是痣,而是一只只苍蝇停在孩子们的脸上。”

    他们是麻风病人的子女,生在麻风村、长在麻风村,除了集体户口外,他们没有自己的身份。麻风病人尚有身份和补助,他们的子女却一无所有,麻风病人的第二代、第三代不仅是文盲,更是所谓的“幽灵人口”,背负着麻风病人的宿命,他们走不出麻风村。没办法读书,个别人只好隐瞒身份到外地去上学。

    麻风病人没有被安排在疗养院集中治疗,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与世隔绝。麻风村民只能近亲通婚,一生再生,小孩也没机会受教育。出生,成长、成婚,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绝地出生,一条看不见的线似乎圈着这些被命运诅咒却无辜的脸。

    张平宜是个爱哭的人,但她认为自己并非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弱女子,多年从事的记者职业早已让她给自己披上防护衣,但是她哭了。

    最初她的想法很简单,只打算尽一个记者的职责,将看见的事情传播出去。但是,如今回头看,一转身的工夫,她的命运与麻风村已经紧密相连了十年之久。

    “我是一个母亲,看到麻风村里的那些孩子,我做不到转头离去。”张平宜如是说。

    作为第一个进去大营盘的台湾记者,张平宜担心,以后还会有记者再进去吗?如果自己狠心离去,大营盘那些孩子的情况还要多少年才会被披露出来?一般人不会有心情去关心并走进麻风村,也不可能会有人跑去关注这群隐藏在社会最底层的人。

    因为那一张张无辜的小脸蛋,张平宜心里很清楚,如果麻风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开始,他们将永无受教育的机会,一辈子都无法走出被人歧视的麻风村。

    经过十年的努力,张平宜已经在大营盘建立国内麻风村第一所正规学校,2005年凉山地区的麻风村告别“幽灵村”的历史,在完成一轮户口普查后,大营盘成为正式的行政村。

    2005年大营盘小学毕业典礼,张平宜邀请了两岸媒体去采访,台湾和大陆都去了好几家媒体,“‘啪’,把这件事情一报出来,大营盘的户口普查工作就展开了”,张平宜形容当时的媒体效应。

    媒体的关注,使当地政府将更多关爱的眼光投向麻风村。2007年国家投入扶贫资金在当地修路、引水、建房屋,给村民增加补助,并建学生餐厅,盖中学校舍等。

    3月中旬,张平宜再次回到麻风村,她每次回去一般会呆上一个月左右。

    像疯子—样作战

    最初的开天辟地是艰难的,因为民间社会的歧视,以及长期的隔离政策和落后的经济措施,导致大营盘与地方社会结构的断裂,麻风村成了一个“刻意被遗忘的黑暗角落”。

    凉山大营盘村对她这位来自台北的都会女子来说,真是一个化外之地。但最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环境的恶劣,而是和当地官员的斡旋,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社会里,当地官员们认为她大老远地从台湾来到四川凉山,一天到晚在麻风村帮助别人,铁定是为了要投资获利,要不然就是来这儿搞特务工作。

    “张小姐很难缠的”,张平宜说当地官员这样评价自己,她甚至被称做“台湾来的女特务”,虽是玩笑之说,但天外来客的尴尬,没少让张平宜吃苦头。

    “用他们的想法就会这样解读,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什么叫人道救援,也不懂得人道关怀。他们不能理解的是,你张平宜又没有名、又没有利,还拿钱出来,难道这个女人疯了吗?”

    她刚到的那几年,由于汉族和彝族的文化差异和冲击,张平宜和官员更是经常起冲突,推展工作处处碰壁。她无法和那些刁难她的官员谈所谓的人道关怀,所谓的生命价值,相处过程中却不乏斗智斗勇之处。

    为了申请学校用地、经费,最初张平宜对当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。2006年时,张平宜说自己已经发誓再也不跟官员打交道了。“我咬着牙做就是了,我不想跟他们再去争什么。我们把自己封闭在麻风村里,在自己的学校里,带着孩子成长,孩子们没吃、没穿,我们就自己去找,不再指望当地官员。”

    “像疯子一样在前方作战”,张平宜这样形容自己在大营盘的经历,“如果我是个男人,早就被赶走了。人家以为你去行善,结果我们要跟他们作战。但我们争的是当地人的利益,结果是选择了跟孩子们一起走这条路,一走就十年。我知道我一放手他们就会回到原点。我觉得这是最笨的方法,可也是最实在的方法。我有时候想想,真没想到我的人生竟然会转去那做这个事。”

    “我必须承认,如果不是当年征战新闻战场的惯病,你一个人无论如何都得把选题做回来,我就不可能这样做。”张平宜说,但她还是慢慢学会了更有耐心,留心观察当地的文化,请教当地学者,从学者们对彝族麻风村的田野调查中,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响,才渐渐地抓住了对凉山的感觉。现在,大营盘小学已经逐步成为一个成熟的教学点,老师人数已经有12个,学生30人。

    中国有800多个麻风村,光云南就有200多个。之所以选择在大营盘这个地方奋斗,张平宜说,是因为我想在这里做一个样板,让后来者比照。

    张平宜的新书《台湾娘子上凉山》在台湾出版,她说希望通过这本记录了自己十年凉山经历的书,帮助孩子们把大营盘中学建立起来,“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替他们这样的发声请求”,她说的是跟当地政府的“最后一搏”。为了建立大营盘中学,她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信,向凉山政府申请30亩地盖学校用。后来,在政府主导下,大营盘中学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,但仍未有老师到位,“出这本书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孩子们把中学建立起来”。

    为了募集资金,张平宜在台湾成立了“希望之翼协会”,不定期向社会募捐。目前,在学校的运营上,协会尚能解决资金问题。但如果需要大笔费用,协会会跟其他一些基金会合作,或者向台湾企业家筹集。

    一个奇怪的记者

    她的朋友评价她是个疯狂而执著的女人,她则说自己是个脾气很大的人,以前在报社工作时,她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记者。很多记者喜欢跑比较抢版面的“立法院”政治或财经新闻线,对社会边缘的题目根本不感兴趣。但张平宜从入行开始就在做社会关怀的议题。

    “这样的议题很少有编辑会感兴趣,因为没有卖点,但好在我文笔还可以。张平宜在报社是一个没有专属版面的记者,她的文章可以放在任何一个版面,可又不隶属于哪一个版。报社的同事早已知道她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记者。

    1992年的某一天,张平宜在高雄的精神病院采访精神病患者选举投票,有人过来跟她说,“平宜,你采访艾滋病的报道得了吴舜文新闻奖”。在此之前,张平宜对艾滋病的关注已经有七年了,对于不同的艾滋病群体、艾滋病酒吧、保险套等问题,她都会去观察。

    1996年,张平宜获得“行政院新闻局金鼎奖”,则是对731人体实验部队和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有了长期跟进后,凭报道《终战五十年省思日本三大反人道罪行》而获奖。

    据说,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个获得大奖的张平宜应该是个老头子,他们不会想到,写这种东西的人其实是一个三十岁的女记者。

    “我管你有没有版面,我觉得我做的是我自己。所以说大家说我是一个疯狂执著的女人,没错。”

    她在医生丈夫的眼里,原是个又娇生惯养又脾气不好的千金大小姐,除了做记者外什么都不会,也从来都不会做饭,现在却可以在学校给几百个孩子做饭。她先生总是说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她可以吃那么多的苦,并且在环境那么恶劣的地方还能够苦中作乐,看到了她崭新的另外一面,所以他很支持。

    好多人看到她书封面的照片,都说照片和本人有差异。不是五官上的差别,而是神采,10年后的她,过度的操劳的脸上已浮现了沧桑感。

    她笑说,她也很想有充足的时间休息,然后像其他女人一样去做做美容,把脸上的一些斑点去掉。

    她形容自己这一辈子的感情跟大营盘是割不下的,因为已经内化成为生命的一部分,会掌控着她的悲欢。接下来,她很希望角色上可以有点改变,她可以跟一般的女人做一样的事。

    为了让孩子理解自己,张平宜曾带两个儿子去麻风村,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言传身教。小儿子小学三年级第一次去那里,背了一袋恐龙玩具,教麻风村的孩子认识各种恐龙。现在两个儿子每年都会去做义工,她希望两个儿子能从中学会与人交流,在爱自己的同时也懂得爱别人。

    这个内在非常感性,说话和行事却风风火火的女人,在听到中央电视台记者要和她一起从成都一路跟拍到大盘营村,她立马打了回票,旁边的助理不解地问她为什么?她的回答劲爆得让记者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,她说:“我才不要,我还要保持我挖鼻孔的乐趣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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